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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前，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蒋思维正在石篆山佛会寺发掘现场，与年轻的考古工作者一起研讨古迹。“目前基本能确定遗址下面有宋代建筑构件。”蒋思维说，尽管拥有遍布“五山”的75处石刻、5万余尊造像，大足石刻所在区域依然在不断发掘出新的文物。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境内，始建于初唐，历经唐末、五代，盛极于两宋，被誉为“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最后一座丰碑”。1999年，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等“五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推动石窟寺文物保护科学发展，为《黑神话：悟空》提供文物数据扫描的“敲门砖”，带动社区居民共享文化繁荣……在蒋思维看来，优质“文化IP”的社会功能正在“出圈”“破圈”式发展。
今年11月，亚洲文化遗产保护青年大使计划——2025年石窟国际青年学术交流活动在大足石刻研究院举行，来自中国、柬埔寨、埃塞俄比亚、洪都拉斯、印度、意大利、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苏丹、英国等国家的上百名青年学者，围绕“保护传承·创新共生”主题，共话石窟寺文物保护的经验和未来发展。
“促进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让青年在这一领域互相交流、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至关重要。”蒋思维介绍，近些年，大足石刻每4年召开一次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不定期举办小型学术交流活动。
如今，不只是国内学者在对大足石刻开展研究，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柬埔寨、巴基斯坦、美国、英国的相关学者也在利用大足石刻进行比较研究。
我国对石窟寺文物已形成系统科学保护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川渝地区的石窟寺（含摩崖造像）约占全国总量的一半，形成这种布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蒋思维：我国的石窟寺文物约6000处，川渝地区有2800多处，这和石窟艺术的传播与发展有很大关系。晚唐至两宋时期，石窟艺术大规模传到四川盆地，当时北方地区多战乱，巴蜀地区社会相对稳定，中原地区的艺术家、僧人、士绅，把中原的文化、艺术带了过来，宋代又是我国文化艺术的一个高峰期，几种因素叠加，导致重庆、四川地区的石窟分布非常广泛。
中原地区的石窟，多是士绅、官吏或皇家建造的，川渝地区大部分是中小石窟，规模不大，也不像皇家造像那样集中。这些石窟可能就是当时某个家族或者家庭，出于一种美好的祈愿，在自家房子周围的山上开龛造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以大足石刻为代表，我国石窟寺文物保护经历了哪些阶段？
蒋思维：各地的石窟都面临着环境变化的影响。早期保护是对文物基本构成的保护、对部分环境的整治，后来通过科技手段对石窟开展危岩体加固、水害治理、本体修复。到了今天，石窟寺文物保护更加系统，前期勘察研究，同步跟踪监测、评估，还增加了预防性保护等措施。
以石窟寺的价值阐释、监测预警、环境控制、灾害治理、保护修复为一体的石窟寺综合保护理念，已经在我国石窟寺文物保护实践中逐步形成并成为行业共识。
比如，南方石窟处于高温潮湿的环境，生物病害比较严重，需要开展关联度研究。
在保护过程中，可能会发现牵涉其他学科或技术，要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把考古、材料、环境、计算机等专业结合起来，系统性、整体性地加以科学保护。也要分出主次，有时温度是最关键的指标，就控制温度；夏季降水的时候，就控制水分；如果参观区域的人对环境影响大，那就控制人流密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大足石刻的保护面临哪些挑战？
蒋思维：现在还有一些挑战，比如宝顶山石窟治水。在重庆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尤其是针对砂岩石窟，我们找到了一些跨学科、综合性、立体式的治理措施，解决了石窟渗水的主要问题。但是像毛细水、空气中的冷凝水、部分石窟中的地表水和地下水问题还没有解决，这都是将来要长期努力解决的方向。
石窟从建造之初到现在大部分超过1000岁了，开凿石窟改变了整个崖壁受力的变化，加上岩体本身的风化，石窟开裂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很难被阻止。本体修复现在才做了一小部分，未来路还长。
而且，不是有一点开裂、有一点风化就要去修复，首先选择最严重的、已经影响石窟主要特征、艺术性和文化价值的部分进行修复。修复的过程需要懂技术的人做具体的工作，每一尊像、每一只“手”、每一个角落都千差万别。在修复过程中既需要财力的保证，更需要会技术的人。
文物创意出圈要向着积极的方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年来大足石刻频频出圈，比如《黑神话：悟空》用了大足石刻的数字场景，引来了全球网友好评，当时是怎么开启合作的？
蒋思维：这款游戏的成功，除了国际一流的技术制作和视觉呈现，更重要的是“文化IP”的赋能，其中不仅有《西游记》这样全球知名的“超级IP”，还有全国数十家文物古迹单位的加持助力。
其团队在创作初期，曾找我们座谈，希望尝试用数字扫描代替手绘场景，把传统文化直接植入游戏。出于对“首款国产3A游戏”的支持和大足石刻创新展示形式的需要，我们免费授权了4个具有代表性的龛窟。后来我们才得知，他们曾多次碰壁，我们是第一家给予他们授权支持的文博单位。我们的授权书成了“敲门砖”，助推他们后续几十个文博场景扫描工作的顺利开展。
这次合作也是游戏产业和文物活化的一次“双向奔赴”。因为大足石刻研究院很早就开始对文物进行三维扫描、数字化、虚拟修复，构造毫米级精度的数字孪生模型，连造像的衣纹褶皱等细节都能精准还原，为文物建立了永久性数字档案。游戏上线后，他们也将所采集的大足石刻游戏场景提供给我们使用，现在游客中心的部分场景就是在此基础上加工而成，相当于《黑神话：悟空》团队回馈大足石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在文创产品火热，怎么看待文物的活化利用？
蒋思维：做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工作，管理和保护的对象都是前人留下来的，首要前提是要有保护的意识，不能为了短期的行为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毁掉，并且这种保护是要让下一个百年、下一个千年的后人还能坚持下去。
当然，也不是说保护起来就不让大家看。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人们要满足精神上的、文化上的需求，在不对文物产生损害的情况下，让公众去参观、去体验，去现场感受。也许科技的发展，未来会出现我们目前想象不到的跨界融合的利用场景——但是都应该以保护为前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大足石刻在文创产品设计时，你提过哪些建议？
蒋思维：我平常和设计文创的工作人员交流，经常说石窟艺术本身与生活、艺术、宗教是有关联的。文创在开发的过程中，如果只为文创而文创，肯定不合适。文创设计要有范围和度，不能只为了好玩、好卖，只想挣钱。文创产品作为传播文化的载体，更需要为社会提供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不只是为了娱乐。
周围居民是大足石刻千年来最重要的守护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大足石刻研究院的青年骨干有多少？
蒋思维：占到50%，这些年考到研究院的学生比较多，现在基本形成了梯队，大足石刻保护机构一直都有“以老带新”的传统。从（20世纪）80年代初几个人守着文物，到现在全院在编干部职工达到了142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些年轻人能否像你们那一代人一样，一门心思钻研石窟保护？
蒋思维：这些年轻人大部分是具有这种特质的，既然到文保单位来，就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和素质。在大足石刻研究院要耐得住寂寞，能够坚守。这项工作本身需要长期学习和积累，年轻的时候要多往山野、乡村的现场去勘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青少年到大足石刻，你推荐他们先去哪里参观？
蒋思维：青少年如果第一次来大足石刻，我建议他们先到宝顶山石窟，也叫宝顶山石刻。因为青少年在接触文化和艺术的初期，宝顶山石刻艺术表现力强、体量大，有很多和生活场景接近的造像，青少年更容易理解。
宝顶山石窟是生活式的长卷，有些佛像很高大，会给青少年建立一种强烈的初印象，他们就可能由此对石窟艺术产生浓厚兴趣。
其实，不管是青少年还是中老年，不管是看石刻还是看其他文化产品，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不一定看文物就要“学习”，只要看到眼里就会有收获。作为保护研究机构，我们要让崖壁上的石窟用适应现代的、更鲜活的语言，让公众更轻易接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1000多年来，大足石刻与附近的居民共生，他们为保护传承大足石刻还在做什么？
蒋思维：千百年来，生活在周边的居民是大足石刻最重要的守护者，他们对大足石刻的保护和爱护是骨子里的，不然这么多宝物早就被毁掉了。
石窟周围的居民，可能是建造者、守护者的后代，也可能是部分石刻现实场景来源的后代。大足石刻将本地生活场景尤其是两宋时期的生活场景融入造像艺术中，比如在宝顶山石刻中可以看到养鸡女、吹笛女，这些内容反映了宋代人的生活。大足石刻一大显著特点就是世俗化、生活化、民族化。
现在周围的居民也是石窟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可以相得益彰。比如，宝顶山旅游动线经过宝顶老街，就是想让老街居民融入大足石刻的繁荣发展。他们也在发挥价值，比如为游客提供餐饮美食、特产零售等服务，这是大足石刻在当下的“活”的场景。
我们希望实现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传承”的转变，让沉睡的遗址“活”起来，融入现代生活，成为滋养社区的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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